就算与吴尔夫女士无缘，最近辞谢了几次选、译她作品的约稿。再过三年，这位女作家逝世即届满五十年，涉及版权问题，我们的出版家运筹有方，未雨绸缪。鄙人不才，未能起而响应，原因有几，其中之一，恕我直言，是因为对这位睿智、风雅而又多产的意识流大师敬佩之余，在直觉上并不十分喜爱。她具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头脑，那么敏锐的洞察力，那么充沛的机智和幽默感，在小说、散文和女权运动上做出过那样杰出的贡献。但她的生活圈毕竟太过狭小，她的神经和技巧也太过纤细，简直像游丝一样；她探索自己稔熟人物内心所达到的精确程度，实在令人折服，评论起同行的创作，也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但其人其作似乎总掺杂着一种不知饿汉之饥者的孤芳自赏以至冷漠、刻薄——对异己的男性刻薄；对同性别的姐妹也刻薄。她拥有生来的优裕，不必为“面包、房租、黄油、鞋袜和肉店帐单”去挣稿费；她们夫妻开办着自家的出版社，也不必为频频扣击文学殿堂之门而踯躅街头；再者，她曾长期困扰于精神病，比普通人欲参透其神经机制和思维方式并准确移译，也着实太难。当然，以我这样仅凭早年读译她的局部作品，所得印象未免有些偏颇；或许，这不过只能说明自己是个大俗人儿而已。无论如何，对于弗吉尼亚·吴尔夫在文学史上久成事实的定位，我确从未有过怀疑。因此八十年代初次访英时，还诚心对她有过寻访和朝谒。
当时我下榻的贝德福旅馆，地处布鲁姆斯伯里区，当初吴尔夫著名的父亲死后，她们兄弟姐妹从出生地伦敦海德公园门搬出，迁居此区的戈登广场，他们那个叱咤于英国文化界的小团体，也以此区地名命名。我访问附近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巴巴拉·哈代教授和安德鲁·桑德斯博士时，他们谈及自己学校坐落地区人杰地灵，眉宇间颇显自豪，与他们共进午餐后，我就乘兴直奔戈登广场。
戈登广场是正方形，旧时属于中产阶级住宅区，如今多被伦敦大学各部门及其他机构改作办公室，但仍维持旧貌。我沿着环广场马路挨门挨户找到了四十六号，据说是吴尔夫的故居，应该就是吴尔夫私人书信和她丈夫列奥纳德自传中详述他们的小团体活跃其中的地方了！然而，门旁墙上英国国家文物保管部门特制的蓝牌上却写着这里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故居。不错，记得这位对现代英国和欧洲经济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曾在这里居住，而且他也是吴尔夫他们那个团体的一员，但是吴尔夫却早在他之前就在这里住过。失望之余，我颇为吴尔夫抱不平，一为当代英国当局之重经济、轻文学，二为其重男轻女。离开前忽见四十六号门附近一家办公室内有人走动，便径自敲门而入，直截了当地质问并慷慨陈词了一番。那位年高和蔼的女办事员，一路含笑倾听了我的意见后答曰：“谢谢光临，我们会转告负责此事的人。”随后又顺便问了我的国籍和职业。
此后数年，我对吴尔夫所做的研究和翻译仍旧有限，不过恰在1994年访英前，校改了一点她的短篇小说旧译。因为这点缘分，再到布鲁姆斯伯里区，自然仍想旧地重游。不过一路走还一路嘀咕：“不知那里是否有了什么明显的标志。”
这一次，果真一到就找对了地方，蓝牌上清楚地写明吴尔夫曾在此居住，同时也提到其他几个布鲁斯团体的著名人物。门前和相邻左右的房前还搭着脚手架，两个工人正在维修。欣喜之余，我急忙拍照留念，并抄录蓝牌上的说明。忽觉身后有人走过，塞给我一张纸片。回头看去，是位带眼镜、留络腮胡的绅士。他匆匆走去，只对我点点头，微微一笑。
他给我的是一张印制精良的摺页，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艺术史系制作。其上有这一寓所前脸的图片，文字说明详述了吴尔夫、凯恩斯等曾成为这里的住户。吴尔夫是从1904－1907年，凯恩斯是从1916年开始，长达30年。
在英国的旅游中心、旅店和旅馆，这类摺页俯拾皆是，大多自由选取，少数花一点硬币就可买到，我们拿到不少，大都随看随丢进垃圾桶。介绍吴尔夫故居的这份，则一直带回家来，纳入收藏。这里边，似乎也有我与吴尔夫的一段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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